文字轟趴

三月初，一聲距離總統府不到兩百公尺處的槍響，結束了一位壯年男子的生命，也為失業浪潮的悲愴拉開序幕。

一個星期後，一樁國人聞所未聞的「隨機殺人」慘劇，讓失業不獨由「經濟問題」深化為「心理問題」，更可能進一步擴大為「社會問題」，在景氣不振中投下一顆震撼彈。

無前科、沒有明顯殺人動機的黃姓男子，不耐失業，竟意圖將種種人生不順藉著「殺人」轉嫁出去，而他選擇對象的方式很隨機，就是上網找有房子要出租的人，一一聯絡後，第一個被他聯絡到的人，就成了受害者。

根據警方的描述，黃姓男子就逮後，神情平靜，清楚地說明之所以犯案只是想把霉運轉給別人，也就是想要透過殺人轉運，他與被害人往日無冤、近日無仇，根本互不認識。

黃姓男子自稱失業又被人騙錢，實在倒楣之至，因此想要殺人把霉運轉掉；黃姓男子既有這種想法，可見他也清楚理解，雖然他的境遇不順，但「被殺」更是倒楣之最，因此有人被他殺了，那就等於是已經把他霉運的「配額」（quota）用掉了，他也就有機會擺脫霉運、重新開始了。

黃姓男子的這種邏輯聽起來簡直荒謬至極，但是從準備妥當、冷靜的殺人過程看來，他或許的確真的相信這是個有效的改運辦法。

不論他是因為被自己的不幸給壓迫到失去了理智，還是明知沒用但還是固執地就是要以這種方式向「對不起」他的這個世界討回公道，都說明了在一個無助無望的情境下，人可以冷血到何種程度。

美國作家柯波帝在一九五九年以紀實小說《冷血》首度碰觸了人類「無目的的邪惡」，犯下殺人案的凶手與被害人沒有關係、毫無瓜葛，卻在偶然間殺了富農一家四口。

在這本被許多人視為經典的「報導文學小說」裡，人們駭然地發現，殺人與被殺竟然可以沒有理由，也不能說是命運，就純粹是「機率」問題；《冷血》問世五○年來，「毫無目的的邪惡」的凶案愈來愈多，這些被害人或許可以說是「沒有理由」地成為受害者，但殺人的行為真的是「毫無目的的邪惡」嗎？

在日本經濟「失落的十年」裡，公共場合的隨機殺人事件超過七十餘件，二○○七年一口氣就發生了八件，是前一年的兩倍，二○○八年隨機殺人事件更超過○七年，最可怕的一件是一位年輕男子，因為擔心會失業、擔心屆時會連住的地方都沒有，竟然亂砍路人，造成七死十傷；之後日本又連續發生了多起隨機殺人事件。

這些凶手大多數都有「工作不穩定」、「對工作不滿意」的情況。換言之，這些凶手要選擇在什麼地方行凶、要害什麼人，可能是隨機的，但他們卻並不是無目的的邪惡，在經濟變動的年代，許多因為勞動市場劇變的人在面臨失業困境下的百無聊賴、沒有出口，「找一個替死鬼」的可怕念頭遂催化成了駭人的行動。

這些殺人者，或如杜斯妥也夫斯基《罪與罰》筆下那位把放高利貸的老婦殺了以解救包括他自己在內的眾多大學生的拉斯科爾尼科，老婦像吸血鬼讓大學生債台高築、沒完沒了，拉斯科爾尼科殺人的目的是想要證明「凡人的血可以讓超人再生」；但是放高利貸的老婦死了，拉斯科爾尼科就從貧窮中解脫了嗎？

又或者像去年拿到曼布克獎的印度裔小說家亞拉文．雅迪嘉的小說《白老虎》，小說中的主角巴蘭出身印度貧民窟，為了擺脫貧窮，最後選擇殺死他的僱主，並帶著僱主的錢到外包天堂班加洛創業。僱主並未剝削他，甚至對他很好，對不起巴蘭的是整個印度牢不可破的階級制度、是印度的貧富不均；巴蘭選擇犯下此惡，付出的代價是從此失去整個家族，因為僱主的富人家族會報復，而報復的方式是滅族。


貧窮與絕望，社會階級所引發的相對剝削感，永遠是負面思維與黑暗勢力的驅動力量，並非所謂的「毫無目的的邪惡」；東京街頭的隨機殺人者，想要轉運的黃姓男子，他們毀了自己和許多無辜者的人生，在冷颼颼的景氣中，冷血更讓人進入了人性裡某種更凜冽的冷酷異境──杜斯妥也夫斯基讓拉斯科爾尼科在這個冷酷異境中見到上帝，亞拉文．雅迪嘉讓巴蘭轉頭不看自己的殘忍；柯波帝的主角們則最後伏法；而隨機殺人這樣的悲劇讓台灣看到了什麼呢？

也許有人會說，一個讓人不寒而慄的時代已然展開，但是人人自危中，救贖卻也在其中：多多伸出援手、多多關懷幫助失意的人，這個社會若能多一個小天使，或者就有機會可以減少一個惡魔；這是我們走出冷酷異境的辦法。


2009-03-12 中國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