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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方面對兩岸政治互動的進程，似乎出現了「主急派」與「主緩派」的分歧。

最近的事例是：

一、上海東亞研究所所長章念馳在《中國評論》發表專文指出：「和平發展……這是很長的階段……大陸不可有急功好利的思想，不可簡單化和急躁化，做了幾天善事就要回報，那就是對和平發展的膚淺認識。」章念馳說：「要……改變過去六十年乃至一百年形成的某種意識。」這是「主緩派」。

這次「兩岸一甲子研討會」，被視為雙方的「二軌對話」。發言盈庭之中，大陸團長鄭必堅的兩句話令人印象深刻；他說：「眼界決定境界，思路決定出路。」

此會的功能既是投石問路，各抒己見亦是理所當然。然而，會中出現的歧見若與一甲子前、甚或五年前的歧見相較，歧見雖仍有歧見，但「眼界」與「思路」皆已有大幅的精進，不可同日而語。

即以大陸方面的發言而論，三十年前，中國大陸對外主張「以世界革命為己任」，對台灣主張「解放台灣」，對內主張「以階級鬥爭為綱」；如今則出現了鄭必堅的「三和理論」（對外和平，對內和諧，兩岸和解）。

兩岸關係「以和平取代戰爭」的大勢應當已告確立；現在的互動準則是「先經後政／先急後緩／先易後難」。

但是，「政治」雖被置於「後／緩／難」的部位，卻是遲早必須面對及處理的問題。如今雖非處理的時機，但不妨預作思考。

我們曾指出，兩岸關係不可能將「政」與「經」分割成兩個截然區隔的領域；因為，在重大的經濟互動中，必然已經蘊涵了重大的政治效應。

今年法蘭克福國際書展的主賓國是中國，使得會場內兩岸對峙的氣氛更加濃烈。

據台北國際書展基金會的董事長林載爵透露：行前數月，北京方面又因為參展名義問題，給台灣工作人員穿了不少小鞋。

這反而激發了台灣方面分庭抗禮的鬥志，在一連串的論壇活動中，處處顯示了台灣顯示其自主身分的意志，以及與在地國際媒體細膩互動、爭取青睞的努力。

中國與印度長年摩擦不斷，最近有升高趨勢。

印度總理辛格上禮拜訪問有主權爭議的阿魯納恰爾邦，引起北京強烈抗議，印度立刻嚴正駁斥，強調這個地區是印度領土完整與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各說各話，隔空開火，已成例行公事。

中共建政六十年，一甲子歲月，屬大日子，必然大書特書。

在近代中國史上，若論政權之強大，中共確實超越晚清、民國，該有一定評價。

晚近中國與華人社會，始終存在一道主旋律，講得直接，是富國強兵，擺脫恥辱；若稍微掉書袋，文謅謅講，就是國家社會「要現代化」。

龍應台出版《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迎接建國六十年併行，文章與慶祝都碰觸到了一九四九年，只是彼此心情不同；用龍應台的說法，北京歡欣於「一將成名」，她所寫的則是「萬骨枯」。

中國內戰在對日抗戰結束後接續上演，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短短四年，有近千萬中國人遭殺害。戰爭當然有死亡，但殺的既然是自己同胞，殺人的手段和事後的態度就益發重要。

龍應台以四百天時間採集到了許多萬骨枯的故事，每個故事都令人鼻酸，乃向勝利者要一個態度—向亡魂上炷香，並向歷史坦白。

《新新聞》最新一期專題，專訪民進黨幾位政治領導人如何面對「中國崛起」。

這四位被冠上「寇」字頭的領導人，對中國政策多採開放積極的態度，反觀整個民進黨卻處在要不要舉行「公共辯論」的猶豫狀態，令人不解。

「中國崛起」並非只是論述和想像，而是從1978年設置深圳經濟特區開始的一連串「市場經濟改革」成果，是必須面對的「歷史現實」。認真面對轉型後的新中國，不是向中國投降，也非立場不夠堅定，而是能夠「理性地」處理、反應及代言「歷史條件」的態度。這才是政治人物應有的態度。

馬英九接黨主席後，國共論壇該存該廢？他的答覆是「繼續下去」。

繼續下去的意思就是：未來兩岸談判，國共論壇仍將扮演「形為二軌，實為一軌」的角色，仍將當個不受民主程序規範的「潛主角」。

國共論壇是兩岸歷史偶發的階段性產物，也是兩黨對立半世紀後，「重建黨誼」的一個象徵性產物。當初設立時，國民黨仍是在野黨，手中並無公權力，兩黨在論壇中不管怎麼放言高論，都是兩黨家務事，即使涉及政策，也祇是兩黨的主觀期待，對政府政策並無規範功能。

二○○四年十二月下旬，在東京西池袋的立教大學，即將轉任東京大學的高原明生帶著我做最後的校園巡禮，鐘樓、教堂等著名的日劇（如木村拓哉主演的《長假》）景點映入眼簾。

聖誕節的腳步已近，濃烈的節慶氣氛瀰漫立大，夜色低迷，寒意襲人，我在趕搭地鐵的途中，驀然想起與高原初次見面時的一段對話。

「中國大陸已經是一座世界工廠，甚至是世界市場，象徵著龐大的經濟利益，但軍事擴增卻又對亞太和平帶來不確定的影響。你認為，這樣的中國究竟是機會還是威脅？」二○○二年夏天，在立教大法學部教授研究室，我向四十出頭的年輕學者高原明生請教。

報載，謝長廷指出，郭冠英事件是外省權貴縱容省籍對立而獲取利益的最佳例證。筆者不禁想告訴謝先生一句話：你錯了！

以筆名范蘭欽發表的爭議文章，早在數年前便已出現，而非馬總統當選就職後的事。在此之前，前總統李登輝先生加上陳水扁先生的任期，已近二十年。

要說這段時間內，有哪位外省權貴在兩位本省籍總統下，還有能力縱容省籍對立，恐怕難以令人相信。

楊儒賓收藏的第二次國共會談文件，內容為國民政府軍令部長徐永昌與共產黨代表周恩來、朱德會談，相當珍貴。（記者李青霖／攝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