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轟趴

台灣的司法公信不彰，政治力干預及司法人員操守問題是其一，而案件纏訟經年的非司法倫理因素，造成正義遲來、甚至不來，同樣為人詬病。

因此，法界正醞釀訂定速審法，限期審結案件。

案件遲遲結不了，原因萬端；最近發生在台北、高雄地檢署的起訴案件恰具指標性。資源最豐的北高尚且如此，其他地區又何足為怪。

先談高雄。一名未婚生子的婦人向檢察官說，她將出生才十多天的兒子獨留轎車裡，兒子不耐酷熱死亡；至於屍體，已交給不知名的葬儀社人員處理掉了。

檢察官受理本案，除了婦人的自白，尚無任何事證或人證證明男嬰已死。所以男嬰的可能狀況有：活著，可能被賣掉，也可能失蹤（包括被藏起來）；死了，如婦人所述之過程，也可能被殺害。但檢察官卻在完全缺乏事證下，以「過失致死」罪嫌起訴婦人。

再談台北。正進行都市更新改建的北市正義國宅住戶王克強遭槍殺，檢察官起訴了一對建商舅甥，認為死者拿了他們兩億多元，卻未盡力協助都更案的完成，「顯有殺人動機」，且甥未通過測謊。

「顯有殺人動機」屬合理的推斷，但這應是檢警研判案情後的偵辦方向，循此鎖定對象追查、蒐證，怎能率爾作為論罪的證據？

過去司法界有「罪疑惟輕」的說法，罪證「似有若無」，那就折衷判輕一點，是偏向「毋縱」的概念。但現在則進步到「罪疑惟無」，有疑、不能確定犯罪，就判無罪，踐行「毋枉」的人權意識。

北高兩署起訴的兩件命案，留下許多的「疑」，未來如果不是「罪疑惟無」的判無罪，就可能再演纏訟不休老戲碼。檢察官起訴，豈能不踏實？


【聯合報╱鍾沛東】2009/05/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