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規定名譽權受侵害者得向法院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司法院做出釋字六五六號解釋，大法官認為所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如屬「以判決命加害人公開道歉，而未涉及加害人自我羞辱等損及人性尊嚴之情事者」，即不牴觸憲法對不表意自由的保障。
此項釋憲種因於近十年前《新新聞》刊出〈嘿嘿嘿〉報導，經呂秀蓮前副總統以其不實，損害名譽，訴請賠償，獲判應由《新新聞》於四報刊登道歉聲明及判決主
文暨理由定讞。
《新新聞》乃聲請大法官解釋民法容許法院判命登報道歉為違憲。當年轟動社會的政治訴訟案件，今已事過境遷；遺留的憲法問題，則因聲請釋憲而
依舊餘波蕩漾。
法院判命侵害名譽的加害人登報道歉，向來司空見慣。現在能在釋憲的殿堂內，就法院判命登報道歉如何始符憲法要求，正反俱呈，仔細推敲權衡，乃是法治進展中具有社會教育意義的一例。本案中超過半數的大法官提出協同或不同意見，引起的思辯迴響，不同於一般。
本案解釋並未認定法院判命登報道歉當然違憲，但是強調應該避免強制加害人做出「自我羞辱或損及人性尊嚴的道歉。」解釋理由中指出，法院應先考慮由加害人
付費，刊登澄清事實聲明、被害人判決勝訴啟事或將判決書內容登報等等途徑，如果認為還是不足以回復被害人名譽時，法院判命加害人公開道歉，才算是必要手段。
大法官是在提醒法院，登報道歉作為回復名譽的手段，未必理所當然，法院必須仔細權衡情節輕重，優先考慮其他的救濟方法；要將登報道歉作為最後不得已的
手段，才符合憲法同時保障名譽權與不表意自由的意旨。大法官發人所未見，勢必為日後法院處理侵犯名譽的民事訴訟案件注入新的憲法視角！
此案有八位大法官提出個人意見，固然針鋒相對，呈現了多元的司法思考；但也精采紛陳，多少彌補了此項憲法解釋因為共識範圍有限以致射程不足的遺憾。八位
其實可以分為四組而各有強調。
審判出身的徐璧湖、池啟明大法官擔心如此解釋是對法院越界下指導棋；其實如果法官判命刊登道歉啟事時，都能本於憲法考量名譽
權與不表意自由如何兼顧，並在判決書內交待理由，聲請釋憲自會顯得多餘。
林子儀與許玉秀大法官，則對多數同僚不肯正面交待民事與刑事是否應在相同基礎上思
考憲法問題，不以為然，林大法官詳細分析此中應有的拿捏，特別指出被害者是一般人或是政治人物、涉及公共利益的程度等等，均可左右賠償責任的歸屬。
他的見解，很可作為未來法院判案的引據。
本案的核心爭點，還是在於法院判命道歉的適憲性。許宗力與李震山大法官高度質疑道歉處分，認為道歉幾乎必然招致自我羞辱，傷及尊嚴；陳新民與陳春生大法
官則是衛護道歉處分，以為即使加害人不是誠心道歉，也可安慰被害人。
雙方各有堅持，也都言之成理。雙方均從「同理心」出發，卻得出相反的結論；日本最高法
院在類似案例中討論良心自由的問題，李震山大法官卻在協同意見書中透露了必須割愛的無奈，均可見此中價值取捨之艱難。
可喜的是，大法官們就事論事，更像是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的切磋，完全超越政黨政治立場的可能指涉，允為公共議題討論的範例。
公開道歉，是自願和解的條件，還是判決強制表達的內容，不能相提並論。法院判命登報道歉，離不開社會生活衝突裡面難解的人性習題，也才如此扣人心弦。
道歉是懺悔還是羞辱？不肯道歉是拒絕懺悔還是拒絕羞辱？為何強制加害者懺悔？是否受害者才有資格寬恕？都值得一問。
以羞辱作為救濟手段，是要加害者親身體會
受害者的傷害；用寬恕做為救濟的昇華，則是在學習放棄報復以為超越性的示範。
這類難題，其實並不只在《新新聞》與呂秀蓮身上出現，二二八事件、范蘭欽事件、莊國榮事件、南京屠殺事件…都有，誰該道歉？對被害者是否真有同理心？不依不饒究竟要到什麼程度？
希望大法官們認真嚴肅的思辯，能對台灣進行社會和解
提供一些理性的啟示！
2009-04-08 中國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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