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刑是不容許的罪惡，除了兩種情形。
第一種是炸彈即將引爆。
無辜生命處於危急關頭，而你逮到的壞人掌握拯救生命的資訊，但他拒絕透露消息。在這種情形下，很容易作抉擇。即使是最令人欽佩尊重的反對酷刑者、共和黨參議員麥肯也曾公開表示，在那種情形下「你做該做的事」，然後對此負責。
反對酷刑原則的第二種例外就是，從一個極具價值的敵人身上取得資訊，這個敵人掌握可能拯救無數生命的極重要資訊。
這種例子不像炸彈即將引爆的情節那般黑白分明，我們對引信的長度或是下次攻擊的性質所知不多，但我們確知備受威脅，我們知道應該採取行動，但不知危機的地點和性質，直到我們得到資訊後才可能明瞭。這真是十分矛盾。
在這種情形下，你做該做的事，而這包括水刑。這有用嗎？目前的證據令人信服。
中情局前局長坦納表示，光是「加強審問」方案所獲的情資，就比「聯邦調查局、中情局和國家安全局蒐集的所有資訊」都來得多。
即使奧巴馬的國家情報總監布雷爾也同意，這些審問獲得「極具價值的資訊」。這些對於那些毫不用心、信口說酷刑無用的人，應是足夠的反證了。
眾院議長打迷糊仗
根據當時知情的眾議院議長裴洛西，以及其他國會議員的判斷，答案似乎是肯定的。2007年12月，《華盛頓郵報》報導指出，裴洛西知道這些程序，當時並未反對，報導曝光後，她承認曾「聽取有關政府考慮在未來使用審問技巧的簡報。」
如今裴洛西卻表態反對，「我們當時，我再重複一次，並未被告知政府曾使用水刑或其他加強審問方法。」她幻想以過去與現在的差異打迷糊仗，可以如同柯林頓一樣獲得赦免無罪。
事實卻恰好相反。這意指自行舉發。如果你曾被告知已經發生的酷刑，你也許可用木已成舟為理由，為自己的緘默辯護，而你只是在事後被利用，替中情局在後方掩護。如果你真如自己假裝的那麼憤怒，你在中情局告訴你正在計劃「未來」如何做的時候，就該表示反對酷刑。
但裴洛西什麼也沒做。沒有反對，沒有刪減預算，沒有致函給總統、中情局首長或是任何人，明確表示「不要這麼做」。
相反地，時任眾議院情報委員會主席葛斯指出，當時聽取簡報的國會議員，非但沒有反對此事，甚至還「在兩黨都同意的基礎上，詢問中情局是否需要從國會獲得更多的支持，執行其對付基地組織的任務。」
注意一下，更多的支持。這讓目前自以為是的譴責奇觀顯得既懦弱又虛偽。當下反對並明確表達是一回事。然而，當時保持緘默，如今又出來表態，這根本就是卑鄙。
文／柯翰默（Charles Krauthammer）作者為美國《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
2009年05月05日 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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